1942年1月22日，民国时期的才女作家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在香港离世。她去世时，身边陪伴着她的有两个男人：丈夫端木蕻良，以及她的挚友骆宾基。然而，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最常思念的，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萧军。萧军在晚年回忆说，萧红在病重时曾深情地说道：“如果萧军知道我在香港，一定会将我救出去！”这句话透露了萧红心中那份对萧军的依赖和渴望。在她看来，萧军是她生命中的救赎，尽管两人早已分开，但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她仍然坚信，如果萧军知晓她的困境，一定不会抛下她。
萧红与萧军的缘分开始于1932年。那时，萧红已经怀孕，孩子的父亲是未婚夫汪恩甲。然而，临近分娩时，汪恩甲却突然消失，不知去向。因拖欠旅馆的房费，萧红被旅馆老板软禁，并遭威胁：“如果不还钱，就把她卖到妓院！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萧红写信求助于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副刊编辑裴馨园。裴馨园出于同情，派出了萧军前来送书刊。那时的萧红，怀孕的她面色苍白，营养不良，显得像一株枯萎的野草。然而，当她与萧军交谈后，萧军被她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。他们聊了许久，而萧红也感到久违的安全感。
展开剩余79%之后的几天里，萧军继续来看望萧红。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贫穷的青年，无法帮助萧红脱离困境，但两位文学青年的心却紧紧相连。在萧红怀孕的情况下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。或许，对萧红来说，萧军就是她的救命稻草，她深深地渴望依靠他，甚至不顾自己怀孕的身体，选择与萧军发生关系。
几天后，松花江决堤，但由于萧红欠下了旅馆老板太多的债务，老板拒绝让她离开。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急，萧军终于在那晚上上演了“英雄救美”的一幕。他找来了一条小船，用绳子将萧红从水灾困境中解救出来。当她的双脚终于站上船板的那一刻，萧红的心才彻底放松。她看着萧军，心中无比感激，觉得他就是那个能够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的男人。
萧红脱离困境后，她在医院生下了汪恩甲的孩子。然而，由于无法抚养孩子，加上担心萧军心中有芥蒂，萧红决定将孩子送人，甚至未曾给孩子喂过一口奶。在她出院后，萧红与萧军住进了当地的欧罗巴旅馆，开始了贫困而充满甜蜜的生活。那时的萧红没有工作，家庭的收入完全依赖萧军做家庭教师。但这点微薄的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冬天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被子，二人只能相依在冰冷的床上，唯一的保暖措施是薄薄的一床单。饥饿也常常伴随他们度日，最常吃的便是馒头蘸盐巴。偶尔，窗外飘来烤面包的香气，萧红会不由自主地靠近窗户，贪婪地吸入那股香味。
尽管生活困顿，萧红与萧军依然深深相爱。他们一起谈文学，讨论理想，畅想未来。后来，他们一起去了青岛，最终定居上海。在上海，萧红不仅结识了鲁迅，还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。物质生活的逐渐改善，也没有掩盖两人关系中的裂痕。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感情轻浮，成为了感情危机的根源。在短短两年内，萧军先后与三名女子发生过暧昧。
萧红曾提到，萧军时常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去上海的公园与其他女子约会。面对这些，萧红选择了默默忍受。她把萧军视为她的救赎，但萧军从未把她当做妻子，也从未将她视作自己最后的归宿。萧军曾坦言：“萧红单纯、淳厚、有才华，我爱她，但她不是妻子，尤其不是我的！”这种思维决定了他们关系的不对等，萧军始终在控制萧红，他希望萧红是一个温顺、听话、体贴的女人。虽然外人眼中的萧红独立坚强，但在萧军面前，她却变得顺从，甚至偶尔撒娇，所有的家庭事务也由她一手操办。许广平曾说：“如果萧红负责家政，家一定会安定、和谐。”然而，一段不平等的关系终究是无法长久的。
萧红的卑微付出并没有换来萧军的忠诚与疼爱。除了对感情的不忠，萧军脾气暴躁，曾多次动手打过萧红。一次朋友聚会时，有人发现萧红额头上的淤青，萧红称是自己不小心磕到的，然而萧军却当场揭穿她：“明明是我打的，干嘛撒谎！”这就是萧军对萧红的态度——不够爱她，甚至连她的尊严也不顾及。
到1936年，萧红与萧军的关系已经破裂，无法调和的矛盾让萧红决定暂时离开，去日本寻求解脱。1937年，她从日本回国后，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曾短暂修复，他们一起去了西安。然而，萧军与朋友妻子的暧昧再度让萧红彻底绝望。1938年，在得知自己怀孕后，萧红决定与萧军分手。当时，萧军正站在院子里洗头，萧红望着他，回想着这六年的种种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三郎，我们分手吧。”萧军愣了一下，低声应了一句“嗯”，两人这段感情就这样平静地画上了句号。
不久后，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嫁给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。战乱爆发时，他们一同前往香港，然而命运无情，萧红在香港英年早逝。萧红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她常常望着窗外发呆，或许，她仍在等待，等待萧军像昔日那样再次出现，来解救她。然而，这一次，她依然失望了。萧红的一生，充满了对爱与安全感的渴望，但她始终没有意识到，人的安全感并非来自他人，而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强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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